世界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大陸在現代國際關係中，大體上採取相對克制、內向的發展路線，與歐洲大國那種對外擴張、殖民帝國主義的做法大相逕庭。正如Anthony R. Wells在《五眼聯盟：國際情報組織五十年實錄》中所論述的，從過去五百年的歷史案例來看，北京鮮少以侵略或長期占領其他主權國家為手段；但在面臨實際主權威脅或其所支持的附庸政權遭到外部入侵時，卻往往不惜迅速採取軍事行動，以達到懲罰和震懾的效果。

例如，在朝鮮戰爭期間（1950-1953年），麥克阿瑟將軍揮軍北上、攻入北韓、抵達鴨綠江，這一行動在北京眼中構成對主權的直接威脅，迫使其部隊南下反擊（中國人民志願軍）；而在中印戰爭中（1962年），大陸以短暫入侵印度的方式，向支持達賴喇嘛與西藏獨立運動的尼赫魯政權，表達強烈的不滿，隨後又迅速撤軍；更不必說大陸入侵越南（1979年），試圖抗議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鎮壓其附庸政權––紅色高棉，卻因遭遇慘重損失而成為北京政府的一次慘痛教訓。這三場衝突都清楚顯示，當中國的主權或其戰略利益受到挑戰時，必然會採取懲戒性的軍事反應。

就台灣問題而言，北京一直堅持台灣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視台灣的任何獨立傾向或外部干預為對其主權的嚴重侵犯。從威爾斯的論述中不難看出，當中國感受到主權受到挑戰，或其支持的附庸國受到外來干涉時，就會毫不猶豫地發動軍事行動，以達到懲戒與震懾的目的。依此邏輯，台北政府在北京眼中並非附庸關係，但其治權下的台灣地區，卻直接觸及中國的核心主權問題。因此，如果北京認為台灣地區的發展方向，或是國際上的交往已構成實質性的主權威脅，那麼這就可能成為北京對台海發動軍事衝突的契機。

然而，台海局勢的複雜性遠超單一的主權爭議。除了這點問題外，國際政治環境、軍事力量對比、經濟利益乃至內部政治考量等多重因素，均會影響北京最終是否採取軍事行動。換句話說，儘管主權威脅是一個重要的觸發點，但是否決定動武，還需考量外部國際反應、軍事準備程度以及行動成本耗費等多方面條件。

綜合來看，北京的紅色底線便是其對主權與統一的絕對堅持。當台灣地區的發展或外部勢力的介入，被北京認為實質性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時，極有可能以軍事行動作為懲戒和震懾的手段，正如歷史上朝鮮戰爭、中印衝突及懲越行動所顯示的那樣。但這種決策絕非單一因素驅動，而是在國際政治、軍事風險、經濟代價等多重變數中作出的綜合評估結果。

因此，對台灣而言，如何在面對這種多層次的威脅中，堅守自身安全與民主價值，不僅是一個國防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未來兩岸乃至區域穩定的重要課題。當涉及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時，任何觸碰這條底線的行為，都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軍事與政治後果。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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