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向全世界發出了一份暗藏玄機的「邀請函」：它敦促各國遠離美國的政治經濟體系，加速與美元主導的貿易結算和金融體系的脫鉤進程。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一紙邀約，更是一道不容抗拒的指令。川普政府宣佈的所謂「對等關稅」已赤裸裸地暴露出美國政治決策的幼稚與反覆無常。隨著政策制定愈發飄忽不定，美國作為經濟夥伴的可靠性便愈發堪憂。

美國就像馬戲團裡那匹只會一個招數的小馬駒，深信自己不可或缺，內心卻又充滿了委屈。川普政府的行為帶有某種自我傷害的意味，而且還向全世界發出了警告：離我遠點。他試圖通過懲罰性措施強迫他國改變行為，對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毫不遮掩。可以說，川普政府是通過零和博弈的視角來看待經濟政策的。

當前這一輪所謂的「對等關稅」暴露出，川普政府的政策制定方式反覆無常、極其虛偽，而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這些「對等關稅」的計算實際上並非基於對各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詳細分析，而是通過一個簡單粗暴的電子表格公式計算得出的：將美國對該國的淨貿易差額除以該國對美出口額，再對半折價。

萊索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非洲小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僅為24億美元，屬於全球最貧困國家之列。作為南部非洲關稅同盟（SACU）的成員國，萊索托執行該聯盟所確立的統一對外關稅稅率。也就是說，萊索托所執行的關稅稅率與南非、納米比亞、埃斯瓦蒂尼和博茨瓦納是相同的。

如果美國「對等關稅」的計算是基於某一貿易夥伴的關稅稅率，那麼這意味著所有南部非洲關稅同盟成員國都會受到相同的「對等關稅」的影響，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事實上，萊索托被課以50%的「對等關稅」，納米比亞21%，南非30%，博茨瓦納37%，埃斯瓦蒂尼10%。就萊索托來說，其每年對美出口額約為2.36億美元，主要由鑽石、紡織品和服裝構成，而進口額約為700萬美元。如此低的進口額是由於大多數萊索托居民的年收入低於1300美元，美國商品的價格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購買力。

美方的計算方法實際上是：用美國對萊索托的貿易逆差（2.29億美元）除以萊索托的對美出口額（2.36億美元）得出97%後折半計算。

印度尼西亞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對該國出現了約179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而印尼向美國出口了280億美元的商品。因此，計算結果是179億美元/280億美元=64%。

缺乏邏輯這一點在以下事實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就連那些對美國存在貿易逆差且零關稅的國家都受到了「對等關稅」的影響；比如，儘管澳大利亞2024年對美國存在約2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但仍被徵收了10%的關稅。

●加稅無效的證據

加徵關稅是川普總統最常提及的詞彙，但這麼做很可能會對美國造成比其他任何行為更嚴重的傷害。自2018年以來，加徵關稅政策的效果一目瞭然：它並未「讓就業崗位回流」並「重振美國製造業」。進口並未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擴大了。從經濟角度來看，加徵關稅並未兌現其承諾。從政治角度來看，它只是激起了那些心懷不滿者的情緒，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用處。

從川普總統第一屆任期的表現及其執政遺產來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就其宣稱的目標而言，加徵關稅政策實際上是無效的，甚至可能適得其反。證據清楚地告訴人們，加徵關稅的效果最多是中性的，甚至更糟。

在202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及其他聯合作者非常詳細地探討了美國與中國等美國的貿易夥伴在2018-2019年貿易戰期間所承受的經濟和政治後果。該文得出的一條有價值的結論是，迄今為止「這場貿易戰並未給美國內陸各州帶來經濟上的好處。」

該文指出，「針對外國商品徵收的進口關稅既未增加也未減少美國受保護行業的就業；而報復性關稅對就業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業領域；不過，美國的補償性農業補貼僅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上述負面影響。」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川普加徵關稅舉措的總體效果是負面的。除了上文得出的結論之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川普1.0時代的關稅政策對美國人民福利的淨影響是負面的。

在2019年為美聯儲理事會撰寫的一篇論文中，艾倫·弗拉恩（Aaron Flaaen）和賈斯汀·皮爾斯（Justin Pierce）得出結論稱，直接進口保護所帶來的任何微小的就業促進效應都被輸入成本上升和報復性關稅所導致的更大負面效應抵消掉了。因此，這一政策對美國就業所產生的影響總體來說是負面的。

這兩位作者最後得出結論稱：「那些更易受關稅增加影響的美國製造業行業，會經歷就業的相對減少，因為進口保護帶來的積極效應被輸入成本上升和報復性關稅帶來的更大負面影響所抵消。較高的關稅還會通過輸入成本的上升造成生產者價格的相對上漲。」弗拉恩和皮爾斯的研究觸及了關稅連鎖效應的核心問題，加稅可能會在直接受保護的行業中帶來就業增長，但最終會導致美國整體就業崗位的淨流失，因為更高的成本會滲透到經濟的下游部門。

瓦約爾奇克及其聯合作者在2022年為世界銀行集團所撰寫的一篇論文中分析研究了2018年加徵關稅政策對就業所產生的影響。他們發現，進口附加稅以及報復性關稅導致「受影響產業周邊通勤區域在線招聘信息的數量出現了相對下降」。相反，他們並沒有發現進口保護政策對招聘職位數量產生積極影響的證據，論文作者得出結論：「2018年，這些關稅共同導致了17.5萬個招聘職位減少，占美國總數的0.6%，其中三分之二的降幅應歸因於進口附加稅，三分之一歸因於報復性關稅。」

根據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增加了約20萬個，從業人數從約1270萬增加到1290萬。然而，在同一時期，美國非農業總就業人數從2018年的約1.49億增加到2023年的約1.56億，增加了約700萬個就業崗位。儘管製造業就業崗位增長了約1.6%，但在這五年期間，總就業人數增長了約4.7%，這意味著製造業就業崗位的增長其實落後於整體就業的增長。自2018年以來實施的增稅政策似乎並未直接導致製造業就業的復甦。

此外，美國製造業的產出增長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有所擴大。根據Statista的數據，以實際增加值衡量的製造業產出從2018年的2.2萬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2.8萬億美元，增長幅度約為27%。同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從2018年的約20.5萬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的25.5萬億美元，總體經濟規模增長幅度約為24%，這表明製造業產出的增長略高於整體經濟規模的增長。這種差異表明製造業內部存在生產率的提升，因為產出的增長幅度遠大於就業的增長幅度。這再次告訴我們，如果加徵關稅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重振製造業就業，那麼迄今為止的結果並不令人滿意。

最後，我們應把美國製造業的淨貿易狀況納入考慮。要知道，美國的一個主要憂慮在於製造業的淨貿易逆差。在2018年至2023年期間，美國製造業產品的出口總體上有所增長。2021年，美國製造商出口了1.4萬億美元的商品，占美國總出口額相當大的比例。到2024年，美國商品和服務的總出口額達到3.2萬億美元，較2023年的3.1萬億美元有所增長。儘管出口有所增加，但美國在製造業產品方面仍然存在持續的貿易逆差。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和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24年美國製造業商品和服務的總體逆差為9184億美元，較2023年增加了1335億美元。這種不斷擴大的逆差表明美國製造業商品的進口超過了出口，導致該行業出現了淨貿易逆差的局面。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實施了加徵關稅措施，美國製造業貿易的淨逆差仍然在繼續擴大。

●缺少籌碼

美國在2025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相比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推行同樣的政策，手中缺少了許多籌碼。其根本原因在於過去二十年間全球貿易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如今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不到15%，僅為本世紀初的一半。與此同時，中國已發展成為15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而美國以外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量增長速度也超過了美國參與的貿易量增速。這種趨勢不太可能發生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一些機構長期以來預測，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超過G7國家。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貿易增長（南南合作）也在以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相對影響力將繼續下降。

經常有人指出，加徵關稅將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而且事實上，川普發起的第一輪關稅戰以及此後一直持續下去的關稅戰——無論是拜登繼承的，還是川普第二任期延續下來的——實際上都是在針對中國。就美國而言，中國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對手。

這一觀點最近得到了美國國防部一份備忘錄的證實，《華盛頓郵報》報導稱，這份備忘錄將中國稱為美國的「迫近威脅」。自歐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美國的所有努力都將中國視為目標，而華盛頓近年來遭遇的挫敗感在於，它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事務上分散了本該用於對付中國的注意力。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烏克蘭這個例子，華盛頓正急於撇清與烏克蘭的關係，並將遏制俄羅斯的責任轉嫁給歐洲人。

那麼，讓我們從規模的角度來審視中美之間的貿易關係。2024年，美國公佈的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約為2954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超過了其對華出口額這麼多。具體而言，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約為1435億美元，而從中國的進口額約為4389億美元。順便提一下，就「對等關稅」的稅率而言，計算結果是2954億美元/4389億美元=67%。然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僅佔其2024年貿易總額的不到5%。簡單地說，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已經大不如前。

現在，讓我們把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換算為人均水平。2024年，中國人口約為14.08億。這意味著與中國對美國的人均貿易順差約為209.80美元。2024年，經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9436國際元。中國對美國的人均貿易順差相當於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08%。這意味著調整的幅度並不是很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2025年3月中國「兩會」上宣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措施旨在解決的問題。當然，毋庸置疑的是，總體而言調整幅度是容易控制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於不同行業和企業受到的影響不同，其機制可能會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但這些都可以通過靈活的政策落實來解決。

●過渡是可能的

在全球層面，西蒙·埃文特（Simon Evenett）教授的評估表明，世界各國在4年內就能夠完全彌補失去美國市場所帶來的損失。不同國家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時間會有所不同，這取決於它們各自的經濟結構以及對美國市場的貿易依賴程度。埃文特指出，這一評估結果主要基於各國與其他國家而非僅與美國進行貿易時享受的有機增長所帶來的補償效應。

筆者之前曾經指出，除了有機增長所帶來的補償效應之外，通過財政措施以及有意識地協調政策應對措施，包括通過加強雙邊和多邊貿易，大多數國家完全彌補失去美國市場帶來損失的時間甚至可能比埃文特所估計的時間還要短。

因為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作用在不斷減弱，而且各國能夠在相當合理的時間內實現有序調整，所以美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牌可打（借用川普總統慣用的一個說法）。不過，針對上述觀點存在一個反駁理由，即只有美國的資本市場具備足夠的規模和深度來為美國的全球貿易赤字提供資金支持，尤其是對中國的貿易赤字。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約為5939億美元，而國際貿易的總規模估計約為31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貿易順差約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92%。對於那些對中國的貿易順差發出嚴重警告的人來說，一旦將其置於全球背景之下，就會發現這種警告是沒有必要的。

其次，該論點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或者說全球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資本市場提供的資金支撐的。不過，這種因果倒置的表述方式並不正確。就美國而言，其貿易逆差是由政府支出或商業銀行信貸創造的美元來支撐的。這種機制實際上無中生有地憑空創造了貨幣。換句話說，進口支付並非完全由資本市場提供資金支持。相反，資本市場吸收這些美元是因為這些美元被消費掉了。也就是說，世界與中國進行貿易並彌補美國市場損失的能力，並不受到美國資本市場的限制。

在為全球貿易融資以及實現結算等方面，使用美元以外的貨幣是可行的。在過去10年裡，這種情況愈發普遍，而且向貨幣多極化過渡的步伐在這段時間裡還加快了，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及其相關機構被武器化所導致的。

自2014年以來，俄羅斯的整個經歷最好地向外界展示了，一個經濟體能夠在擺脫美元作為貿易結算手段和支付方式的同時擴大貿易規模。如今，中國超過50%的國際貿易是以人民幣結算的。

●結論

川普政府所推行的「對等關稅」政策將會造成破壞性影響。如此大規模的結構性改變，必然會對全球相對價格造成系統性衝擊。但這種衝擊更應當被視作一種因禍得福。

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將積極應對這些衝擊，尤其是通過共同努力來強化多邊和雙邊貿易關係及機制，並在國家和跨國層面採取財政政策應對措施。這段調整期將會相對較短（最多幾年），而好處是，此後便會迎來美元全球主導地位終結的後美元時代。

「對等關稅」的設計和實施也凸顯出美國政策制定者反覆無常的特質。這些加徵的關稅並非基於對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的任何理性評估（無論這種評估多麼值得商榷），而是簡單地基於美國對該國的貿易逆差/該國出口額進行計算。在很多情況下，這一數字還會再打五折以體現出某種「善意」。這顯然是一種「拍腦袋」式的政策制定過程。

美國顯然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遭受了世界其他地區的欺壓和利用。這其實是美國特權的一種表現。鑒於美元的超強勢地位、美國數十年來對多邊機構的影響力、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對數十個國家實施制裁所發揮的主導作用、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長期佔據的軍事優勢地位（雖然已經有所衰落）以及美國自1946年以來在其他國家發動了超過210次軍事干預的事實（引自達菲·托夫特與庫希2023年出版的著作《死於劍下：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化》），美國的這種憤怒情緒很難獲得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認同。你不能一邊聲稱自己是「有史以來最例外」的統治世界的國家，一邊卻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是一個受害者。

川普提出的「解放日」，實則有助於各國從長期以來阻礙他們有效踐行自身主權發展道路的一套全球政經體系中自我解放出來。世人能夠借此看清美國一直以來的真實面目，虛偽的「自由仁慈」面紗終將被揭開，其反覆無常的自戀心態已暴露無遺。一個多極世界將被構建起來，而且已然初現端倪。當美國表現出誠意並準備好以一個正常且平等的夥伴身份融入這個國際大家庭時，它仍然會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席位。

謝謝您，川普總統。世界已經接受了這份「邀請函」。（作者為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翻譯/馬力 校對/郭涵）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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